2016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同年6月,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印发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各地中小学在青少年法治教育方面也积极实践、探索。可以说,5年来,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层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进程。
各中小学校积极探索 法治教育正落地开花
北京中学根据要求开展法治教育主题教育活动的同时,还在校园环境、师生关系、机制平台等方面努力,营造出浓郁的氛围,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学生树立平等、民主的法治观念,培养相应素养。
据北京中学副校长范小江介绍,学校不仅要求师生在排队就餐的时候平等一致,没有身份区分,还开设了学生代表大会这样的建言平台、机制,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学校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学校会将票选出对学校发展有益的学生建言献策,纳入到学校今后的发展规划中。“此外,学校还把班级管理的规定变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共同订立的约定。这样做不仅让学生真实感受到平等、民主的意义与价值,还让学生能够真正理解法治教育的内涵与精神。”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上通过小组讨论、主题辩论、校本剧等方式开展法治教育,以此加深学生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同时,还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法治的认识程度,让课程内容更有针对性。另据该校道德与法治教师裴迎冬介绍,自今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发布后,学校也加强了其他学科老师、班主任在法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法治教育不仅成为了全体老师的必修课,还为逐渐形成良好的全员法治教育育人氛围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法治教育需贴近生活 要与家庭社会相配合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对学校法治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何才能让法治教育更为有效?对此,范小江认为,法治教育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契合,否则很难触及到学生的内心,也很难达到法治教育的目的。“所以,我认为专家讲座应将真实案例融入其中,要结合学生的年龄、认知等实际情况展开。并可以将一些实际做法介绍给学生,帮助学生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行为习惯,能够自觉遵纪守法,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此外,学校还应与相关单位共同为学生营造出真实的法治教育情境,让学生深入其中,用沉浸体验的方法让学生学习。”
“除了课程贴近生活,在法治教育上,学校还要与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看来,家长是孩子的首任老师,言谈举止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家庭衔接了学校和社会,在青少年法治教育过程中也应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家长可以自己多学习法律常识,并将法律常识融入到日常与孩子的交流话题中,隐性地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
陈经纶中学帝景劲松分校在法治教育上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据该校德育副校长王洪梁介绍,学校不仅邀请北京市检察院三分院的“月芽儿”宣讲团对学校师生进行主题宣讲与培训,还与其签订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与陈经纶中学关于深化法治服务进校园工作框架协议》,助力学校法治教育有效落实。
法治教育是长期工程 应聚焦教师教研教材
通过对上海中小学校法治教育情况的调研,《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起草小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任海涛认为,目前,固然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已经开展多年,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并建议应聚焦教师、教研、教材等方面。
目前中小学法治教育专职教师较少,为此,任海涛建议在师范类、政法类院校设置“2+2”法治教育专业。即从本校2年级大学生中招生进入该专业学习,在大三、大四两年全面学习12门法学课程、6门教育学课程,保证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胜任中小学法治教师工作。有实力的大学也可率先开设“法学+教育学”本科双学位专业并自主设立“教育法治”硕博专业学位授权点。
同时,任海涛建议教研方面,应尽快由法治教育专家牵头开发成套的、专门针对现在中小学教师亟需法治知识的课程体系。同时,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方式对于学校法治教育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此外,基层教研部门也应该增设相关教研员。
任海涛还表示:“进一步优化设计教材内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将教材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再提升到相关的权利义务等法治教育内容,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也能够更好地学以致用。”